算力即國力：AI冷戰下的中美權力政治

作者：劉奇峯（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亞太事務英語學程助理教授）

2025年7月23日，美國白宮公布了一份人工智慧的發展藍圖《美國AI行動計劃》，核心分成三大方向：「加速創新、建設基礎、領導國際」。

美國希望一方面透過放寬規範、鼓勵實驗、強化產官學合作，加速技術發展；另一方面著重在晶片製造、資安防護與人才培養，來打造基礎設施；最後在對外戰略上，則希望藉由推動盟友採納美式技術與規則，並設下更嚴格的出口限制，以鞏固美國在AI全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。

僅僅三天後的7月26日，中國也在上海的「世界人工智慧大會（WAIC）」上公布了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動計劃》，提出了另一份和美國截然不同的AI全球治理方案。中國的方案強調多邊合作、主權尊重與安全控管，並建議成立新的國際合作機制，來展現「中國路線」。表面上，北京走的是多邊協調的機制，但實際上卻是在和美國主導「技術、盟友、管制」三角為核心的模式對抗。

更深一層來看，今天強權在人工智慧上的競逐，「誰的模型更強」、「誰的晶片更快」背後的現實，是兩種制度性路徑的對決：在美國那一邊，是鼓勵放鬆監管、透過市場驅動，靠創投與企業不斷試錯、快速更新，「邊走邊修」的快節奏創新；另一邊的中國，則是黨和政府主導，設定明確目標，藉由黨國主導的政策與大型企業步步推進，進行「穩紮穩打」的改良式發展。美國創新模式的強項在於開發最尖端的新技術、取得領先優勢；而中國的改良模式，則擅長把技術快速普及到不同場景，以規模化和成本優勢來擴大其市場佔有以及國家影響力。

科技從來不是中立的。人工智慧的運算能力是國力的投射，演算法不僅決定醫療、交通、軍事等領域的效率，也直接牽動一國的經濟與軍事優勢。從國際政治的角度來看，每一次重大技術突破都不只是經濟或科學問題，而是戰略問題。

歷史上，當蘇聯在1957年把第一顆人造衛星Sputnik（史普尼克）一號送上太空時，讓美國感受到落後的危機，進而引發強權之間科技競賽的連鎖反應，就是典型例子。而美蘇之間的科技爭霸也進入了當代英語的表述法之中。所謂的Sputnik moment，說的就是對手透過技術飛躍，取得令人措手不及科技躍進的那一個瞬間。

戰後國際政治和經貿的發展，造成了全球互相依賴的現實。而在這個各國體量和實力並不公平的體系裡，誰掌握關鍵節點，誰就能監控或在必要時掐住對手的咽喉。比如，美國能透過金融網絡凍結資金，或用晶片出口限制來牽制中國的AI發展。

在人工智慧和算力的生態中，美國目前佔有優勢，憑藉大量專利、平台和標準掌握核心地位。再加上跨國法律效力與技術管制，還能把盟友的產能與規範納入同一體系，等於在關鍵時刻能掐住中國的要害，特別是在晶片和算力這些中國高度依賴的環節。面對美國的壓制，崛起的人工智能強權中國，則在國際政治上以「開放合作」為旗幟，並積極推動「全球治理」的口號，試圖在歐洲和全球南方打開空間，以分散美國的影響力。

正因如此，科技逐漸被納入國家安全的核心。當仰賴AI驅動的人工智慧互聯網（AIoT）中的電動車、家電、智慧門鎖、物聯網裝置、商用無人機等看似日常的技術，被重新定義為能蒐集情報、進行監視，甚至可能成為武器時，過去的廣告語「科技，始終來自於人性」，在現在這個「算力即國力」的時代，也悄悄地被改寫為「科技，終究離不開政治。」